蘇北的蘇州移民

　　閶門是蘇州城的西北門。但在成千上萬蘇北人的心目中，閶門卻有其特殊的含義， 因為幾百年來，他們的祖祖輩輩都說，他們來自蘇州閶門。

　　蘇北，一般是指江蘇省長江以北、隴海鐵路以南的大部分平原地區，大致就是明、清時的淮安府和揚州府(簡稱淮揚)管轄的范圍。在蘇北，幾乎到處可以遇到蘇州移民的后裔，流傳著大量蘇州移民的傳說。寶應縣陳守言所著《寶應史事》稱，該縣的望族朱、 劉、喬、王都是明初從蘇州遷去的。其他縣、市的情況也大致如此，如興化市，據原縣志辦的調查，就有許、顧、楊、張、朱、周、姚等姓自稱遷自蘇州。在有些縣，這樣的調查已經缺乏意義，因為被調查者幾乎都自稱是蘇州移民的后裔。

　　在地方志、地名志和族譜中也有大量這樣的記載。如民國《續修鹽城縣志》載;“元末張士誠據有吳門，明主百計不能下，及士誠敗至身虜，明主積怨，遂驅逐蘇民實淮揚二郡。”《民國阜寧縣新志》說：“境內氏族土著而外，遷自姑蘇者多。”民國《泰縣志》所載“明初遷泰”的氏族有姑蘇劉氏、蘇州葛氏、徐氏。民國《泗陽縣志》稱該縣有翁氏、胡氏、倪氏、毛氏、蔣氏、席氏、唐氏、吳氏、朱氏都是明初由蘇州東洞庭山、昆山、吳縣楓橋和句容等地遷入的。灌南縣檔案館保存的一本乾隆四十四年《新安鎮志》稿本記載了明嘉靖年間蘇州閶門周氏、無錫惠氏及劉、管、段、金諸姓來此“插草為標，占為民地”的史實，新安鎮即今灌南縣治。咸豐《施氏族譜》陳廣德序：“吾興(化)氏族，蘇遷為多。白駒場施氏耐庵先生，于洪武初由蘇遷興化，復由興化徙居白駒場。”《水講傳》作者施耐庵原來也是蘇州移民之后。據《昭陽(興化)鄭氏族譜》記載，鄭板橋的始祖也是明洪武年間遷自蘇州閶門。民國《黃浦吳氏宗譜續序》：“因鼎革之亂，由蘇遷鹽(城)，居射湖之南岸，名其地曰吳家塢。”《鹽城縣地名錄》載北龍港本名張朱莊，因明初有張、朱二姓由蘇州遷此而得名。江都《雙溝鄉志?人口志》(油印本)的說法是，該鄉人口的主要來源是元末明初的蘇州閶門移民。

　　明初移民的北界大致在今連云港市、邳州市、徐州市一線，但南部的南通市、通州市、海門市、儀征市 也沒有發現“蘇州閶門”移民的蹤影，看來明初移民的定居地就在這中間的蘇北平原。吳必虎的研究(見《歷史時期蘇北平原地理系統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證明，在今揚州、江都、泰州、泰縣、 海安、東臺、興化、高郵、寶應、鹽城、建湖、阜寧、淮安、淮陰、泗陽、漣水、灌云、響水、濱海、東海及連云港等地都有明初移民分布，今射陽、大豐、東臺的沿海部分也有移民后代再次遷入。

　　為什么明初會有大量的蘇州移民遷入蘇北呢?在正史上至今還沒有找到直接的記載，而在蘇北流傳最廣的就是上引《續修鹽城縣志》的說法，即由于蘇州是張士誠的據點，朱元璋久攻不下，因而在消滅張士誠政權后對當地居民采取了強制遷往蘇北的報復性措施。《縣志》的說法來自凌蘭蓀《凌氏譜》，顯然是以民間傳說為依據的，蘇北民間稱之為“洪武趕散”。個別族譜則稱祖先是“奉旨”而遷，實際上，“奉旨”只是被強制遷移的同義詞。

　　吳必虎的調查記錄了另一種說法：“聽老輩說，蘇州人北遷的原因是江南有麻蜂螯人，被螯即死，人們只好向北逃，直到過了長江才沒得事。”(1989年7月23日漣水調查筆記)此外，還有江南遭災的其他種種說法。這類說法顯然是荒唐的，因為事實上蘇州和蘇南其他地方在明初并沒有嚴重災害的記載，當地的居民也沒有都外遷。就是遇到了災害，周圍適宜遷移的地方并不少，不必都遷往蘇北。

　　明太祖朱元璋在攻克蘇州后的確曾對張士誠的支持者作為懲罰性的遷移，據《明實錄》記載，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克平江(蘇州)，執張士誠。十月乙巳，徙蘇州富民實濠州”。但這些富人是遷往朱元璋的故鄉濠州(臨濠，今安徽鳳陽)，而不是蘇北。洪武三年(1370)六月，朱元璋又遷蘇(州)、松(江)、嘉(興)、湖(州)、杭(州)五府“無田產者”4000余戶于臨濠。朱元璋將故鄉建為中都后，又于洪武七年，從江南遷去140000戶。朱元璋還從直隸(今江蘇、安徽、上海)和浙江遷了20000戶至京師(今南京)。這兩批移民的遷出地自然也包括蘇州。

　　但這并不意味著蘇北不是明初吸收移民的地區，一方面，大量的研究已經證明，明朝官方史書中有關移民的記錄是相當簡略的，見于記載的只是當時數百萬移民大潮中的一束浪花。另一方面，元末明 初的蘇北與江淮、湖廣、四川、華北等地一樣，異常荒涼，人口極其稀少，迫切需要遷入大量人口;而蘇州人煙稠密，百姓富庶，與蘇北距離又近，是理想的移民輸出區。

　　在元末的戰亂中，蘇北也遭受浩劫。元至正十三年(1353)正月，泰州白駒場鹽販張士誠率眾起兵，五月攻克泰州、高郵等地。張士誠在高郵稱誠王，建國號大周，并繼續向周圍擴展。元朝命丞相脫脫調兵鎮壓，十一月元軍圍高郵城。但不久元順帝聽信讒言，解除了脫脫兵權，圍城諸軍聞訊解散。至正十五年(1355)，蘇北一帶發生嚴重饑荒，張士誠遣部將渡江向江南發展，次年攻下平江(今蘇州)、湖州、松江、常州等地，張士誠自高郵遷往平江。由于張士誠主力外遷，紅巾軍趁機進攻淮安，朱元璋軍攻下泰興，進占高郵。青軍元帥張明鑒驅逐元朝鎮南王，占據揚州。由于饑荒戰亂，張明鑒無糧可籌，據說只能靠屠殺城中居民吃人肉為生。至正十七年(1357)朱元璋軍攻下揚州時，城中只剩下18戶居民。此后朱元璋忙于與陳友諒和元軍的爭戰，張士誠重新占有蘇北。至正二十五年(1365)十月，朱元璋命徐達、常遇春率軍攻取蘇北，克泰州、通州，圍高郵。張士誠以水軍支援，朱元璋親自出征，擊敗援軍，至次年四月，明軍攻下高郵、淮安等地，完全占有蘇北。

　　盡管明朝的官方史料中對明軍的殺戮多所隱諱，但常遇春以好殺著稱，蘇北遭受的損失可以想像。從地方志的零星記載中可見一斑：在局勢平定后，揚州城中土著居民僅回升到40余戶。江都縣僅存火、郝等十八姓，淮安城中只剩下“槐樹李、梅花劉、麥盒王、節孝徐等七家”。興化縣“土著絕少”。鹽城一帶，“地曠衍，湖蕩居多而村落少，巨室少，民無蓋藏”。其他各縣的情況大同小異，整個蘇北平原一片蕭條。

　　元朝的平江路(相當于以后的蘇州府)有人口200多萬，明軍攻克蘇州時，城中還有軍兵20余萬，與蘇北有天壤之別。所以盡管在元末明初蘇州已向淮北、南京輸出了大量移民，依然可以有大批民戶遷往蘇北。

　　不過，遷入蘇北的移民還有其他來源。例如，民國《泰興縣志》稱：“試征諸氏族譜碟，大都皖贛名族，于元明之際遷來。”《甘棠小志》記載的今江都市邵伯鎮13族中，有5族明確是在明初遷入的。另有阮氏從江西遷來，而據《雷塘庵主弟子記》，遷入的時間也是明初。其余各族遷入時間不詳，但原籍分別為浙東3族，江西2族，徽州1族，山西2族，山東1族，并非都來自蘇州。其他可考的遷出地還有常州、無錫、湖州、吳興、昆山、句容等地。可見元末明初遷入蘇北的移民主要來自今江蘇南部和浙江北部，也包括皖南、江西和其他地區。

　　移民的數量相當可觀，特別是由于原來的居民所剩無幾，移民成為人口中的主要部分，各方面占有壓倒優勢。例如興化縣元末僅8600余人，洪武九年(1376)增加到 75700余人，增長了 8倍多。估計蘇北的揚州、淮安二府在明初接受的移民有近 60萬，如果加上遷入的衛、所將士和他們的家屬，總數約有65萬。由于來自蘇州府的移民占了很大的比例，在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的影響也最突出。

　　直到明朝后期，以蘇州閶門為故鄉的現象還不普遍。如興化李春芳是嘉靖末年的狀元，他的祖籍明確記載為句容。他的孫子李思成在《陸氏家譜序》中談到興化縣的望族時，也只說是從“他郡”遷來，而不專指蘇州。有趣的是，李春芳的后人以后卻自稱是從蘇州遷來。又如阜寧吳氏的始遷祖超凡是常州府宜興縣人，但嘉靖以后的族譜中就記為“爰自姑蘇，用遷斯土”，“因鼎革之亂，由蘇遷鹽(城)”。到了近代，移民后裔幾乎都自稱來自蘇州閶門，甚至明初的土著家族后裔也變成了蘇州人的后代。

　　很明顯，閶門或閶門外不可能是移民的真正故鄉，只是一個重要的移民集合、出發地。但由于蘇州府甚至附近其他府縣的不少移民從這里出發，那些沒有文化的平民百姓就將這個地名傳給了子孫。年深日久，無法了解自己真正來歷的后代就只能以此為原籍了。當蘇州移民后裔中出現了名人和大族，認同“蘇州閶門”的移民后裔就會越來越多。

　　還有一個以往沒有引起人們注意的情況：張士誠的軍隊擴展到江南，張氏本人遷至蘇州后，肯定會有大批蘇北人遷往蘇州和江南。到張氏覆滅，這批蘇北人中沒有被遷往淮北等地的幸存者肯定會遷回蘇北。他們雖是遷回故鄉，但實際是降俘人員，身份比一般移民要低，所以子孫冒稱江南移民是很自然的。但他們并無江南“原籍”可稱只能隨大流用“蘇州閶門”。

　　蘇州在近代上海興起以前，是江南最繁榮發達的地方，而蘇北卻越來越衰落，到了近代更成為難民災民的輸出地，使江南一帶形成鄙視蘇北人的風氣。在這種情況下，以“蘇州閶門”為祖籍，未始不是一種精神上的自我安慰，必然使“蘇州閶門”后代日益增多。

　　今天，對大多數“蘇州閶門”的后代，我們已經無法查清他們的真實故鄉了。既然他們的祖先與蘇州移民一起，櫛風沐雨，含辛茹苦，使蘇北重新得到開發和發展，那么與蘇州移民受到同樣的紀念也是理所當然的。

　　作者：葛劍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