艤舟亭

　　蘇東坡艤舟亭是常州標志性的文化景觀，現在常州城東運河畔，最初是北宋著名文學家蘇東坡來常州時系舟的地方。蘇東坡逝世于常州后，本地人為紀念這位文學巨子，便在此處建亭紀念，憑吊者歷年不衰。清高宗乾隆南巡時，地方長官和士紳為迎合其對蘇東坡的偏愛心理，將此處改造為其在常州的行宮，艤舟亭也遂之改名為萬壽亭。之后，本地士紳為維護萬壽亭的日常運行，特別保障經費的穩定，乾隆二十五年(1760)，以當時的大學士程景伊、禮部侍郎莊存與等一些朝廷大員及趙翼、湯大賓等在籍士紳為首，提出了一套切實可行的經費方案。乾隆二十二年(1757)，常州士紳曾集資救災，災后救災款加上利息，尚余二千多兩銀子，根據府縣衙門的指示，將其中一千兩劃歸育嬰堂，剩下的一千多兩銀子便成為萬壽亭的專項經費。當年，士紳將其中的八百多兩置地九十二畝，將田租作為日常維修經費。乾隆三十六年(1765)，對萬壽亭進行大修，又用去三百多兩，剩余的三百多兩銀子又購買了四十二畝，連同前次購買的九十二畝，總計一百三十四畝，其田租作為維修經費及看守僧人的薪水。士紳們將田畝造冊送縣，同時將田畝坐落細號經府縣衙門核準，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在萬壽亭立碑公示。

　　咸豐十年(1860)，趙翼的后裔趙起又發起了對萬壽亭的大規模維修，但剛剛開始，便被戰爭打斷。這年四月，常州被太平軍攻陷，到同治三年(1864)四月清軍收復常州，常州在戰火中掙扎了整整四年，整個城市變成一片瓦礫，萬壽亭也沒有幸免，所幸是高宗的六塊御碑雖然倒臥在荒草之中，但仍然完好無損。

　　此后，常州開始戰后重建工作，萬壽亭的恢復重建當然排不上議事日程，相關人等只不過稍作清理而已。由于戰前常州的地方公共事業全毀于戰火，僅有官辦性質的育嬰堂尚存。同治五年(1864)，士紳劉翊宸和莊毓鋐受時任兩江總督曾國藩之命，辦理常州地方清糧事務，將常州原有的公共事業田產經費進行清理，并在育嬰堂設立公善堂，主管全城民辦的各項公共事業，兼管各項經費，“俟各堂復舊，即按款撥還”。育嬰堂之前在道光年間便曾經節制過北直存仁堂，之后又有東直同仁堂、西半圖同仁堂和懷南廂懷仁堂三堂分區辦理掩埋路斃浮尸等各項慈善事務，因此在育嬰堂設立公善堂，主管全城慈善事業是合理且可行的。劉翊宸本人是當年參與萬壽亭置田士紳的后裔，他便利用掌管公善堂之便，將萬壽亭的田產經費交公善堂經管，企圖“俟田租積成巨款，加以籌捐”，來實施萬壽亭重建事宜。之后，雖然相關慈善事業陸續恢復，但是公善堂并沒有撤銷，公善堂堂董金武祥便稱公善堂“為武、陽善舉總匯之處，兼管延陵書院、城鄉積谷、壽安堂、養濟院、各項善舉學堂?！? 公善堂之所以長期存在，一方面是因為地方需要一個專門管理全城慈善組織的機構，來保證城市公共管理網絡的順利運行，另一方面是因為傳統社會中的公共事業全由士紳捐資興辦，其穩定性并不能得到充分保障，一旦運作出現問題，需要有一個專門的機構進行代管，而公善堂恰恰能夠扮演這樣一種角色。太平天國之后地方社會出現了官方力量逐漸衰弱，士紳權力逐漸增強的趨勢，士紳參與了更多的事務，擁有了更多的權力基礎，使得原有過去自發性的個人慈善行為漸漸轉變為由官府和地方力量共同介入的有組織的一種模式，而在這種模式中士紳所代表的地方力量越來越占據了主導地位。公善堂的出現便是其中的典型反映，可以說公善堂推動了常州地方公共事業的發展。但是當劉翊宸將萬壽亭的經費交付由公善堂保管時，他絕對沒有想到，四十年之后萬壽亭重建時，公善堂卻成為最大的阻力。

　　光緒三十四年(1908)，劉翊宸、徐壽基、陸鼎翰、莊清華、趙椿年、陸爾奎等當年萬壽亭置田士紳的后裔聯名向府縣呈文，成立萬壽亭工程局，擬重建萬壽亭，準備籌款先修筑圍墻，建造御殿宮門與碑亭、月臺。當時盛宣懷便捐資一千兩，其余士紳也多有捐助。同時相關人士向府縣申請，要求收回保存在公善堂的萬壽亭地基田址清單及相關經費。萬壽亭地基田址共十五畝，因為明確是萬壽亭地基，向來不允許挪作他用。但是在修建滬寧鐵路時，需要遷移一些墳地，公善堂所轄掩埋局便要求將萬壽亭地基改為遷移墳地之用，時任知縣王念祖估計收受了相關好處，便擅自作主將萬壽亭地基改在掩埋局名下。當萬壽亭工程局發現此事，要求收回清單之后，公善堂則稱不知此事，當是相關人士自作主張，而田址清單已經不知去向。工程局遂即向巡撫、布政使控訴。由于萬壽亭的特殊意義，巡撫和布政使下令工程局自行丈量土地，通報后備案，不必再給單據。原來公善堂擬繳付的地價九十兩銀子，用于工程局丈量土地，立碑之用。

　　但是工程局屢經交涉，公善堂并未歸還九十兩銀子，而且原先保存在公善堂的萬壽亭經費也拒絕交付工程局，并百般拖延。本應由工程局收取的自光緒三十四年之后的田租，公善堂也搶先征收，并拒絕將交還。工程局萬般無奈之下，再次向巡撫、布政使及本地府縣衙門控訴公善堂及其堂董惲祖祁，此后萬壽亭重建一案便成為一樁曠日持久的官司。工程局不停地向上控訴，巡撫、布政使不停地將呈文移轉府縣衙門，希望雙方“消釋意見，公爾忘私”，早日解決。而公善堂依然我行我素，置之不理，同時還屢屢出招刺激工程局。如宣統元年(1909)三月，公善堂還宣布將在萬壽亭舉辦物產會。物產會是晚清新政的重要措施，當時各地都舉辦物產會，來推動地方商業發展。惲祖祁由于兼管新政事務，便趁機將此項活動放在萬壽亭舉辦，其實就是想明確表明公善堂對萬壽亭的主管權。工程局隨即以“于天威咫尺之地，御座左右之旁，聽人嘈雜作踐，國法何存?”出面阻止，此事方罷。

　　宣統二年(1910)，常州受災，工程局提出愿意將公善堂保管的萬壽亭田租拿出一半用于賑災，只用一半用于恢復重建萬壽亭。這一招使得工程局站在了道德的至高點上，而把公善堂逼至絕境。但公善堂并未善罷甘休，惲祖祁公布了萬壽亭的收支情況，稱“萬壽亭租息無多，提半撥充平糶，于事無濟，應毋庸議”。工程局立即指出公善堂此時公布的萬壽亭經費與在征信錄中公布的不一致，有刻意隱瞞之嫌，要求對其進行徹底清查，并稱這是“劣紳”惲祖祁“紊亂財政，侵蝕公款，敗壞善舉”。而公善堂始終只是置之不理，用一個拖字訣來對付。工程局的當事人劉翊宸已經九十三歲，徐壽基、陸鼎翰也七八十歲，陸爾奎、莊清華主要精力都在上海，這場曠日持久的官司讓他們心力憔悴。這年七月，劉翊宸去世。在去世之前，他讓精力充沛的在籍京官錢振煌和董復接替自己的工作，準備將這件官司變成持久戰。錢振鍠和董復都在晚清常州著名的錢烈婦自殺案中和惲祖祁產生過激烈沖突，劉翊宸選擇他們接替這項工作，當然是具有深意。但當事雙方都沒想到，僅僅一年之后，天翻地覆，清政府被推翻，這場官司也沒有了下文，除了造了圍墻，建了三間平屋，將御碑豎起，還有一本徐壽基編纂的《萬壽亭重建紀事本末》之外，這場萬壽亭重建的鬧劇便草草了事。民國之后，“萬壽亭”這代表皇權的三個字從此便成為歷史，而蘇東坡艤舟亭作為古跡受到了保護。1919年，接管公善堂的常州公款公產處宣布將艤舟亭項下“原有存項大洋七百六十元，平田一百七十六畝零，北直街采租房屋五間”劃出，作為保護古跡的專門經費，同時對艤舟亭進行了維修。但是到1949年，艤舟亭仍然只是荒草中的一片廢墟。

　　傳統中國的公共事業始終是一個悖論。地方政府人員有限，精力有限，財力也有限，一般官員只是立足于不惹生事非，保住烏紗帽，這樣就勢必導致政府公共用品提供的缺失以及公共資源無法得到最大化的利用。士紳們雖然在國家權威缺位的情況下，參與實施公共事業，但是他們沒有足夠的合法性和權威性，既不能保證他沒有私心，因此，一旦國力衰微、資源窘迫，中央政府的控制力明顯減弱之時，國家有可能被迫對民間采取放任的態度，士紳們則更有可能利用這種機會，來謀取自己的私利。到清末，國家衰微加上新政推行所帶來的大量利益，公共事業更是變成士紳謀利的淵藪。所以，王先明便稱，在晚清新政實施過程中，將士紳階層直接推向權力重構中心，形成了占據各項權力資源的士紳——權紳。清末常州地方紳權甚重，地方政事均由權紳把持，惲祖祁便是其中代表。惲氏是常州晚清時期最有影響的家族之一，產生兩位傳臚，多位進士舉人，惲祖祁一度主宰了晚清常州的整個地方社會，自稱“總紳”，“地方一切政治設施，必就商并遵其意旨而行，其時有‘八大人’及‘武陽道’之稱，謂其權在一府兩縣之上也”。常州本地名門望族輩出，惲氏獨大，勢必導致其它士紳的忌嫉，故而便“此起彼繼，甚至互為敵對，成對立之勢”。惲祖祁便在地方上屢屢與其它士紳產生沖突，當時已成眾矢之的，常州籍的小說家張春帆便曾在小說《九尾龜》中虛構一個無恥紳士“祁祖云”來對他進行諷刺。但是常州當時最有勢力的士紳如盛宣懷等活動范圍或在京城，或在上海，本地的事務并不是他們最關心的，而晚清新政卻讓惲祖祁這些將活動重心放在家鄉的權紳通過與地方官員的勾結而獲得了空前的權力和利益，這是惲祖祁在地方上得以只手遮天的重要的原因。當然，劉翊宸重建萬壽亭，其實也是想借尊君之名，來和惲祖祁爭奪地方利益，但是他沒想到面對重修萬壽亭這樣在傳統社會中關系到尊君的大事，惲祖祁也是肆無忌憚，根本不放在眼里;他更沒想到自己這樣官至按察使的三品大員，由于年紀大，不掌握地方實權，屢次與惲祖祁發生爭斗，竟然沒有獲得一點優勢。至于惲祖祁，他在民國后是力主復辟的宗社黨重要首腦，卻連修個萬壽亭都斤斤計較，可見在他心目中，個人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當時學者沈同芳曾感嘆世風日下，常州傳統的文風“幾破裂而無余”，“門閥夸耀，利欲薰心，惟役役于宮室妻妾”，“流毒于鄉里者”所在多有，而“禮義廉恥之大防亦隨文章經濟以掃地”。近代政治風云變幻，再加上派系利益和個人恩怨的糾結，傳統文人的分化在所難免，文人靈魂中的劣根性也得到了空前的展現。艤舟亭卷入這樣一種爭斗，既是艤舟亭本身的悲劇，其實也是傳統文人的悲劇。

　　作者：葉 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