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淳毗陵志》卷三對常州宋代羅城的記載如下：
羅城，周回二十七里三十七步，高二丈，厚稱之。偽吳天祚二年刺史徐景邁筑。門有九：東“通吳”、次東“懷德”、南“德安”、次南“廣化”、西南“南水”、西“朝京”、北“青山”、《寰宇記》云：青山門橋望江陰、海門諸山，故名。次北“和政”、東北“東欽”，外皆有池。太平興國初，詔撤御敵樓、白露屋，惟留城隍、天王二祠、鼓角樓。后移城隍祠于金斗門內之西偏。通吳門今為朝天門。
按：東門通吳門，既有陸門，又有水門，今常州水門橋處即宋羅城之東水門，為古運河出城口，曾樹尤袤、黃沖遠二碑，見《咸淳毗陵志》卷29“碑碣”：“《東水門記》，梁溪尤袤撰。《重修東水門記》，三山黃沖遠撰。”通吳門在其北側。明初東門縮至元豐橋，東直街(又叫“東門外直街”，簡稱“東外直街”或“東直街”，今延陵東路元豐橋至水門橋段)長達數里，其實就是當年宋元兩朝極為繁華的東門內城廂!南宋時天子在臨安，故東門改朝天門。
次東門懷德門，其城門當在今水門橋南。愚以為，常州宋羅城東門實為三門，中為東水門，北為通吳門，南為懷德門。舊時運河直東而去，河北由通吳門出，河南由懷德門出，兩門間當僅隔一運河而已。故《咸淳毗陵志》書前的宋代《晉陵縣境》圖，運河北標“東門”(即通吳門)，南標“懷德門”，堪為這一猜測的有力證實。
南門德安門，今同濟橋古名“德安橋”，是其城門橋。
次南門(小南門)廣化門，今廣化橋是其城門橋。門外西南設有武進縣尉司，故橋又名尉司橋。
西南門，其為水門，名叫“南水門”，是南運河入城之孔道(入城后名叫鎖橋河)，在今石龍嘴對岸的所橋、臥龍橋附近。明代將西門縮至表場，西門“朝京門”，西南門“南水門”皆廢，而不詳其方位，故明《萬歷常州府志》卷二、清《康熙常州府志》卷五敘述宋羅城時皆脫“西南‘南水’”四字，然“門有九”仍不變。
西門朝京門，所朝之京指汴京開封。今新市橋附近是其城門橋，當即《光緒武進陽湖縣志》卷首的“懷北鄉圖”所標的“西河洞”。朝京門唯有在此處，宋代常州城才會有27里之長。明初，西門縮至表場，西直街(西門外直街)長達數里，其實就是當初(宋、元)西門內的城廂。
宋代西門在今新市橋還有一個有力證據是：
《萬歷常州府志》卷二“武進、海子口”條：“按朱昱《毗陵雜記》云：郡城朝京門外三里運河中，歲旱水涸，見有巨木橫亙河底，鄉人稱為‘海眼’，又名‘海子口’。”這“海子口”在《光緒武進陽湖縣志》卷首的“懷北鄉圖”上有標，在運河南岸(在運河支流，當即海子口河，入運河處)，洪莊村北，在今天的五星大橋之東。
清同治13年(1874)湯成烈纂修《湯氏家乘》卷首的“湯氏家言卷一、壬戌日記”有：“祖塋在西門外海子口平江村，去城十里，往返皆乘船”的記載。所言平江村即今天五星鄉平岡村，在運河南，海子口當即在附近。從西門表場至平岡村經實測為
4.5公里，與去城十里的記載相合，則朱昱所言的“朝京門外三里運河中”斷非明代的朝京門(明代西門朝京門在今表場)，他當是承襲宋元人的記載，所言朝京門乃宋元時朝京門。而從新市橋量至平岡村正對的運河岸處，實測恰為1.4公里，與“朝京門外三里”吻合，足以證明宋元時的朝京門即在今新市橋附近。所謂的“海子口”，別的城市也有，當是古人的水利設施。
北門青山門，今青山橋是其城門橋。因為向東北望去，可見江陰、海門青山隱隱，故名“青山門”。楊萬里在青山橋旁的郡治多稼亭上能望見武進與江陰交界處的“三山”，堪為其證。按楊萬里《多稼亭望三山，中峰獨秀而低》詩：
三山道是遠連天，亭上看來只近檐。可惜當初低少許，三山幸有一峰尖。
次北門(小北門)和政門，今火車站西的北太平橋是其城門橋。
東北門東欽門，今紅梅公園北門附近的小東門橋是其城門橋。《成化重修毗陵志》卷21“人物、忠節”敘述在常州抗擊蒙古入侵的愛國保衛戰爭中英勇犧牲的常州通判陳炤的事跡時，記載：“旣而，伯顏自將圍常，炤與訔恊力固守垂兩月，兵盡糧絕，城遂陷。訔力戰死，炤猶巷戰，家人進馬，請曰：‘城東北門圍缺，可走行在。’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所提及的東北門即此。
今西新橋東西兩側之關河，廣化橋、同濟橋下的大運河，就是宋代常州羅城的護城河。
今天，我們沿這兩條河圍合處實測其長度為23.6里。
唐代五尺為步，三百六十步為里，一里一千八百尺。存世宋尺一尺約31cm，則一里約為558米，27里多達15066米即30里，似有不合。
然而營造城墻時，用的是“步里”之法(用腳步來測距)，古人一步為兩跬步(即雙腳皆前進一步)，相當于今天所說的兩步。古今人步距應當完全相同，即1.2米，360步為一里即432米，27里37步即11708米，相當于23.4里，與我們今天實測數完全相符，這足以證明兩點：
一是宋代羅城的西門在今新市橋附近(而非在石龍嘴處的所橋或臥龍橋)，二是宋代羅城即沿今天的關河與大運河修筑。
此等規模的城墻，據說是當時全國第四大城，僅次于杭州、開封、蘇州：[日本]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第293-305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兩宋時代城郭規模最大的是杭州，外城周長70里;其次是開封府，新城周長50.5里;其次是蘇州，外城周長42里;常州名列第四，外城周長27.1里。與此相比，當時鎮江府外城周長26.1里，建康府(今南京)外城周長為25.1里，紹興府外城周長24.7里。
其實宋《咸淳毗陵志》稱宋代羅城九門，僅指陸門而不包括水門，如果加上水門的話，城墻上實開十一門，即要加上東水門。此外，還要加上今天西下塘西端土龍嘴處的西水門，在古代又稱為水西門，唐代在這兒設有水西館，白居易《酬常州陳郎中使君》有：“太守水西來，朱衣垂素舸”，當即言此。唐代無錫詩人、宰相李紳《追昔游集》卷下《毗陵東山》詩有序：“東山在毗陵驛南，連水西館，館即獨孤及在郡所置，荒廢巳久，至孟公簡重修，植以花木松竹等可翫。孟公在郡日，余以校書郎從役，同宴于此，今則荒廢仍舊。”毗陵驛在今弋橋(驛橋)，在西下塘東端，與水西門相去不遠，東山是唐代大文人獨孤及仰慕謝安東山之游，在常州任太守時所游，后太守唐韋夏卿為作東山亭，并作《東山記》加以紀念，《咸淳毗陵志》卷五“見山亭”條載：“舊志云：在崇勝寺前，與河之南獨孤公所游東山相望，故名。”崇勝寺即陳果仁舍宅所造之寺，即今西廟溝處的西廟(忠佑廟)，在今常州市公安局附近，著名的東山當就在其對面。水西門、水西館，毗陵驛(主建筑名“荊溪館”)，東山，這三處名勝從西向東排列在古運河(今青果巷內市河)兩岸，是當時常州城內著名的風景走廊。因此，宋代羅城實開11個門洞，其中陸路城門8個，水門3個(東水門、西水門、南水門)。考慮到宋《咸淳毗陵志》計算城門時不將東水門、西水門兩個水門算入，如果南水門亦只是一個水門的話，恐怕宋《咸淳毗陵志》也不會將它算為“西南‘南水’”一門，因此“南水門”名雖水門，其實亦是水門、陸門合一之門：既開有水路城門，供由南運河來船入城(常州城內河流眾多，水路暢通無阻);同時又開有陸路城門，供運河上岸之人入城，正因為它有陸路城門，所以《咸淳毗陵志》稱其為西南門。因此，如果這一推測成立的話，常州宋代羅城上共開12個門洞，其中陸路城門9個(名見上)，水門3個(名見上)。
明初(洪武二年，1369)湯和為了便于防守而縮城(城大難守，城小易守)，羅城廢棄，縮建之城名“新城”。東通吳門縮至今元豐橋北堍，次東懷德門改名“中箭門”，后仍恢復“懷德門”之名，一同縮至元豐橋南，與通吳門僅隔一運河(仍是兩陸城門夾一水門的“三門”形制，見《乾隆武進縣志》前的全城圖，《常州地名錄》前有附)。南德安門內縮至今吊橋路上。次南廣化門亦內縮至吊橋路上，改名“石幢門”，后恢復原名。西朝京門縮至今篦箕巷處表場，西南南水門廢。北青山門仍在原地。次北和政門縮至椿庭橋處的中山門。東北東欽門廢。故新城門有七。
讓我們再來看一下常州羅城即宋元常州城的形狀：是一個菱形。
王逢《梧溪集》卷二《毗陵秋懷》詩歌頌了在常州抗擊蒙古侵略戰爭中涌現出來的名將劉師勇，他在后序中記載說：
(筆者按：蒙古兵)晝夜力攻余五十日。師勇登陴，裹創拒戰，且曰：“吾城即破，金山長矣!”丞相(筆者按：指伯顏)因讖其語，命舁金山寺沙門問計。沙門實無計，諉言：‘城狀如龜，擊其尾，則四足披露矣。’十一月，用馬、牛革為屋，以蔽矢石，趣死士相銜，輦土填塹，灌脂炮中，炎焰栝發，急攻南門，城遂陷。
劉師勇在城頭鼓舞我常州軍民士氣說：“即使我們常州城被敵人攻破，我們的江山就像鐵打的一樣，來日方長!”蒙古統帥伯顏認為這是句預言，暗示他只要找到金山寺的長老(金山長)就能破常州城，于是命人把金山寺和尚抬了來，金山寺僧其實沒有破敵的計策，由于中國的城市基本上都是圓形的，如同烏龜，于是他就想當然地說(諉，意為“推托”。諉言，猶言“托言”，即不實之詞，想當然的搪塞之語)：“常州城像烏龜，烏龜雖然可以縮在龜殼里，奈何不了它;但只要打它的尾巴，它的頭和腳就會露出來。”伯顏信以為真，照此辦理，猛攻城南而常州淪陷，慘造屠城。
然而這不過是金山寺和尚的信口糊說，事實上常州城不是圓的，而是菱形，根本就不像烏龜。后來的常州人居然聽信此言，說常州城有龜形，龜為龍生九子之一，所以城叫龍城，這簡直是對常州的污蔑，希望從此以后不要傳言這種不實之談了。
常州城明顯是東西狹長，南北較短，一看其形就知道常州城是沿運河發展而來，運河是常州的母親河。而江南運河是吳王夫差所開，則常州城所在之地形成城市的起點當從此開始算起(當然我們也不能排除夫差是利用舊有河道所開，比如大禹所開，則常州城所在地建城的起點當更早)，此前的常州城應當就在今天的淹城，還有就是東北舜過山北的延陵季子躬耕處焦溪、申港一帶。
作者：王繼宗
占位居中
